我49岁，守寡20年早没了那想法，今年跟26岁小伙搭伙一切都变了！

我49岁，守寡20年早没了那想法，今年跟26岁小伙搭伙一切都变了！

一

我叫方秀兰，今年四十九岁，在城关镇菜市场后头那条街上开了间裁缝铺，干了快二十年了。

铺面不大，进门一张裁衣板，靠墙一排布架子，顶上挂着几件做好的样衣。缝纫机是老式蝴蝶牌，跟了我二十多年，踏板踩起来吱呀吱呀响，但针脚走得匀，比那些新买的电子缝纫机还稳。我每天早八点开门，晚六点关门，中间除了上厕所和吃碗面，基本不挪窝。来我这儿做衣服的都是街坊邻居，年纪偏大的多，改个裤脚，换个拉链，做条棉裤，给孙子缝个书包。价钱便宜，手工扎实，回头客多，够吃够用。

我男人叫赵大柱，走的那年是九八年，秋天，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后脑勺磕在钢筋头上。送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没了。那年我二十九岁，儿子赵小军三岁，刚会喊爸爸。

大柱走了以后，我带着小军住在他爹留下的老屋里，两间瓦房，一个灶披间，下雨天屋顶漏，拿脸盆接。村里人都说秀兰命苦，年纪轻轻守了寡，带个拖油瓶，往后日子怎么过。我娘从隔壁村赶来，抱着我哭了一场，说要不你把小军给他奶奶带，你改嫁吧，才二十九，不能一辈子就这么耗了。

我没改嫁。我把小军送到他奶奶那边住了半年，自己跑去县城的服装厂找了份工。踩缝纫机，计件算钱，做一条裤子五毛，一件衬衫八毛。我手快，一个月能挣三百多，攒了半年，把家里的屋顶翻新了，又租了菜市场后面这间铺面。小军接回来那天，他奶奶拉着我的手说，秀兰，你是个硬气的，大柱没看错人。

后来就一直没有再找。不是没人介绍，街坊邻居，亲戚朋友，隔三差五就有人来提。什么隔壁镇上的杀猪匠，死了老婆，家里有三间大瓦房。什么县中学的物理老师，离了婚，带个闺女，人斯文。我都推了。推来推去，人家就说方秀兰这人怪，年纪轻轻守寡，硬是把自己熬成了老姑婆。

我不觉得怪。我每天五点起床，给小军做早饭，送他上学，回来开铺子，踩缝纫机踩到天黑。晚上关了门，给小军检查作业，洗衣服，收拾屋子。日子塞得满满的，没空想别的。大柱走的那几年，我夜里睡不着，就起来踩缝纫机，踩到手指头发麻才停下。后来慢慢好了，能一觉睡到天亮，但再也没想过找人的事。

小军争气，考上了省城的大学，学计算机。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，在一家软件公司写代码，工资不低。前年谈了个对象，去年结了婚，媳妇叫小雅，城里姑娘，长得白白净净的，说话细声细气。结婚的时候我去了省城，在酒店办的席，亲家那边来了不少人，热热闹闹的。我坐在主桌上，穿着新做的枣红色外套，头发梳得整整齐齐，脸上一直笑着。但晚上回到宾馆，一个人坐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省城的灯火，忽然觉得心里空了一大块。

小军有自己的日子了。我的日子还在裁缝铺里，一天一天地踩缝纫机。

今年开春的时候，小军打电话来，说妈，你一个人在家我们不放心，要不你来省城住吧。我说我走了铺子怎么办。他说铺子不开了，你歇歇。我说歇着干什么，我又不老。他说那你就当来玩几天。我说再说吧。
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裁衣板前面，手里拿着一件没做完的衬衫。料子是蓝白格子的棉布，给菜市场卖豆腐的王婶做的，她孙子过生日，要做件新衬衫。我拿着剪刀在布上比了比，忽然觉得手腕有点酸。四十九了，眼睛也不如以前了，穿针要穿好几回。以前一天能做五件，现在三件就得歇歇。

可能就是那时候开始，我觉得自己真的老了。

二

陆晨是今年三月底来的。

那天下午，天阴着，飘着小雨。我正在铺子里给一条裤子锁边，听见门口有人喊，方姨在吗。我抬头看，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门槛外面，背着个双肩包，头发被雨淋湿了，贴在额头上。他个子挺高，瘦，脸白净，穿一件深蓝色的薄羽绒服，拉链拉到下巴。

“方姨，我是赵小军的同事，他让我来找你。”

我放下手里的活。小军的同事？小军在省城，他同事怎么跑这儿来了。

“进来吧，外面下雨。”

他跨进来，把双肩包放在地上，在门口的塑料凳上坐下。我给他倒了杯热水，他接过去喝了一口，说谢谢方姨。我问他叫什么，他说叫陆晨，是小军同一个项目组的，搞前端开发的。他说公司有个项目要在咱们县里做一个试点，派他过来驻场三个月，小军让他来找我，说方姨在县城有地方住。

“小军让你来的？”我有点意外。小军没跟我提过这事。

“嗯，他说跟你说了。”

我掏出手机给小军打电话。响了两声就接了，我说小军，你同事陆晨来家里了，怎么回事。小军在电话那头说，妈，我正想跟你说呢，陆晨是我好哥们，人特别靠谱。公司派他到县里出差三个月，住酒店太贵了，公司报销有限额，我想着咱家不是有空屋子嘛，让他住家里，你也好有个伴。

我说你也不提前说一声。他说我昨天给你发了微信你没回。我翻了翻手机，果然有一条未读，昨天晚上发的，我关了铺子回家就睡了，没看。

“方姨，要是不方便我就去找酒店。”陆晨站起来，背上包。

我看了看他。二十六七岁的样子，眉眼干净，说话的时候看着人眼睛，不躲不闪。外面的雨下大了，打在雨棚上噼里啪啦响。这个点让他去找酒店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也不好。

“方便。”我说，“你把包放下，我带你去看屋子。”

老屋两间房，我住一间，小军以前住的那间空着，里面一张单人床，一个旧书桌，一把椅子。屋子不大，但朝南，有窗户，阳光好。我平时放了些杂物在里面，收拾一下就能住人。陆晨跟着我进去看了看，说挺好，比酒店强。

“一个月给你多少钱？”他问。

“给什么钱，小军的同事，住就住了。”

“那不行，方姨，该给的要给。”他从兜里摸出手机，“小军说你裁缝铺生意一般，我不能白住。一个月八百，包水电，行不行？”

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，笑了一下。“你看着给吧。”

他当天晚上就住下了。我给他换了干净的被褥，又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暖水瓶和一个搪瓷杯，放在他屋里。他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我在厨房做饭。炒了个西红柿鸡蛋，又炒了个青椒肉丝，煮了一锅米饭。他出来看见桌上的菜，愣了一下，说方姨你太客气了。

“家常便饭，吃吧。”

他吃了三碗米饭，把菜扒得干干净净。吃完了抢着洗碗，我说不用，他说那不行，住这儿不能白吃白住。他洗碗的时候我坐在客厅里，听着厨房里哗哗的水声和碗碟碰撞的声音。这屋子好久没有过这种声音了。小军上大学以后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吃饭就是一碗面或者一碗剩饭，有时候连碗都懒得洗，泡在水池里第二天再说。
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听见隔壁屋子有动静，是陆晨在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听不清说什么。后来没声了，大概是睡了。我翻了个身，窗外的雨还在下，打在瓦上沙沙响。我忽然想起来，大柱在的时候，这间屋子里有三个人。后来小军长大了，出去了。再后来，就剩我一个。今天忽然多了一个人，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，睡在小军以前的床上。

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，但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，隔壁的门已经开了，陆晨不在屋里。

三

陆晨在县里的项目是给一个农业合作社做电商平台。他每天早上八点出门，骑着我那辆旧自行车去城东的合作社，中午在那边吃，晚上六点多回来。有时候回来得早，就帮我收拾铺子，把布架子上的料子一卷一卷码整齐，把地上的碎布头扫干净。他干活利索，不多话，但眼里有活。我踩着缝纫机，他就在旁边坐着看，看了一会儿说，方姨你这机器该上油了，声音发涩。第二天他从五金店买了一小瓶缝纫机油回来，给机器上了油，又用软布把机头上的灰擦了一遍。那机器再踩起来，声音顺滑多了，像新的一样。

我说你还会修缝纫机。他说他爸以前也是裁缝，在镇上开了个小铺子，他小时候天天在铺子里玩，看多了就会了。我问他爸现在还开铺子吗。他沉默了一下，说走了，去年走的，心梗，没抢救过来。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别处，声音很平。

我没再往下问。但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，梦见大柱从工地上回来，衣服上全是灰，脸上也全是灰，冲我笑。我伸手去够他，够不着。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角。

陆晨住到第三个星期的时候，我慢慢习惯了这个屋子里有两个人的日子。早上我起来做饭，他会帮我摆碗筷。晚上他回来，我们坐在一起吃晚饭，他讲合作社那边的事，讲那个电商平台怎么帮农民卖苹果和大枣，讲村里的老支书不会用智能手机，他教了一个下午才教会怎么点确认收货。我听着，偶尔插一两句。我说我们菜市场卖豆腐的王婶也不会用手机，每次收钱都要现金。他说那下次我帮她装个收款码。

他说话的时候喜欢用手比划，手指细长，指甲剪得短，干干净净的。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弯，露出一排整齐的牙。我有时候看着他，会恍惚一下。不是那种胡思乱想，就是觉得这个年轻人身上有股劲，那股劲我很久没见过了。小军身上也有，但小军是我儿子，我看他的时候心里是沉的，是压着的。看陆晨的时候不一样，轻一些，像是春天的风吹过来，不冷，也不热，刚刚好。

第二个星期的时候，街坊邻居开始问了。王婶来改裤脚，看见陆晨从铺子里出来，问我那是谁。我说小军的同事，来县里出差，住我家。王婶哦了一声，那一声哦拖得很长，眼神在我脸上扫了两遍。

过了几天，隔壁卖卤肉的张嫂来串门，手里拎着半只卤鸡，说是给我尝尝。坐了不到十分钟，话里话外打听陆晨的事。多大了，结婚了没有，老家哪里的，一个月挣多少钱。我说张嫂，人家就是借住，你打听这些干什么。张嫂笑了笑，说秀兰你别多心，我是关心你。我关心你一个人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家里来个人，还是个年轻小伙子，你可别犯糊涂。

我没说话，把卤鸡收下了，送她出门。关上门以后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，看着陆晨住的那间屋子。门关着，里面没人，他还没回来。我走到裁衣板前面坐下来，拿起一件没做完的衣服，针扎在布上，一针一针地缝。缝了两行，觉得手指头僵，放下针线，去厨房把那只卤鸡剁了，装了一碗，放在陆晨的门口。

那天晚上他回来，看见门口的碗，端起来闻了闻，说方姨你做的卤鸡？我说张嫂送的。他夹了一块放进嘴里，说好吃，比省城的好吃。然后他看了看我，说方姨你今天怎么了。我说没怎么。他说你脸色不好。

我说没事，可能是累了。他说那你早点歇着，碗我来洗。他端着碗进了厨房，水声响起来。我坐在客厅里，听着那水声，忽然觉得心里乱得很。一种说不清的东西翻上来，又被我按下去。翻上来，又按下去。按了几回，我站起来，回了自己屋，关了门。

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快五十的人了，什么没见过。大柱走的时候我二十九，小军还不会走路。后来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，什么样的难处没经过。我从没觉得自己可怜，也从没想过再找个人。可是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听着隔壁屋子传来的细微动静，忽然觉得这间屋子太大了，这张床也太大了。

我翻了个身，把脸埋在枕头里，强迫自己闭上眼睛。

四

四月中旬的时候，陆晨发烧了。

那天他回来得比平时晚，进门的时候脸通红，走路有点晃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事，可能有点感冒。我伸手探了探他额头，烫得吓人。我说你发烧了，赶紧躺下。他说不用，吃点药就行。我说你听话，去床上躺着。

他躺下了，我翻箱倒柜找退烧药。家里的药箱还是小军在家时备的，翻出来一盒布洛芬，看了看日期，没过期。我倒了杯温水，端到他屋里。他躺在床上，脸烧得红扑扑的，额头上全是汗。我让他把药吃了，又拿了条湿毛巾敷在他额头上。

“方姨，你不用管我，我自己能行。”他的声音哑哑的，像嗓子眼里塞了棉花。

“你闭嘴，好好躺着。”

我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，看着他把药吃了，又给他换了两次毛巾。他迷迷糊糊睡过去了，呼吸粗重，偶尔咳嗽两声。我坐在那里，看着他。他的脸瘦，下巴尖，颧骨微微凸着，睡着的时候嘴唇微微张开。我想起小军小时候生病，我也是这么坐在床边守着，一守一整夜。那时候年轻，熬一夜第二天还能踩缝纫机。现在不行了，坐了两个钟头腰就酸。

但我没走。我坐在那里，听着他的呼吸声从粗重慢慢变平稳，额头的温度一点一点退下去。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白白的。远处的巷子里有狗在叫，叫了两声停了。然后很静，静得能听见他呼吸的声音。

我看着他，忽然想，这个孩子跟我非亲非故，是我儿子的同事，来我家借住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守着他。我想了想，想不出答案。或者说，答案太简单了，简单到我不好意思承认。

他半夜醒了一次，迷迷糊糊睁开眼，看见我坐在旁边，说方姨你怎么还没睡。我说你烧还没退，我看着点。他说你回去睡吧，我没事了。我站起来又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确实不烫了。我说那你好好睡，有事喊我。他说嗯。

我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在背后说了一句：“方姨，谢谢你。”

我停了一下，没回头。“谢什么，赶紧睡。”

第二天早上他好了，又骑着自行车去了合作社。我照常开铺子，踩缝纫机，给王婶的孙子做衬衫。但那天下午，我坐在裁衣板前面，把衬衫的领子上了两遍，第一遍上反了，拆了重来。手上的活一直在错，脑子里一直在想别的事。想他昨天发烧的样子，想他昨晚说的那句谢谢，想他睡着时候的呼吸声。

我放下手里的活，走到铺子门口，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。菜市场那边有人在吆喝，卖鱼的，卖菜的，声音混在一起。太阳照在水泥路面上，晃得人眼花。我站了一会儿，又回去坐下来，拿起针线，慢慢地把领子拆了，重新上。

那天晚上陆晨回来，带了一兜苹果，说是合作社那边的人给的。他把苹果洗了，放在盘子里端到我面前。我拿了一个咬了一口，脆的，甜。他也拿了一个，坐在旁边吃。两个人坐在客厅里，吃着苹果，电视开着，放的什么节目没注意看。

“方姨，”他忽然说，“我下个月可能要走了。”

我嚼苹果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
“项目收尾了，公司让我回去。”

“哦。”我把苹果咽下去，“那挺好的，回去好。”

“嗯。”

两个人都没再说话。电视里在放广告，声音很大，吵吵嚷嚷的。我把剩下的半个苹果放在盘子里，站起来说去洗碗。走到厨房门口，他在后面说：“方姨，这两个月谢谢你。”

我站在厨房门口，背对着他。“谢什么，你给小军打电话说一声就行。”

我进了厨房，拧开水龙头。水哗哗地流，我的手泡在水里，凉凉的。站了一会儿，听见客厅里陆晨站起来，回了自己屋，门轻轻关上。我低下头，看见水槽里浮着几片苹果皮，在水面上转了一圈，又转了一圈，顺着水流下去了。

五

陆晨是五月中旬走的。

那天早上他起得很早，把屋子收拾干净了，床单被套拆下来叠好放在床上，书桌擦了一遍，地扫了，垃圾倒了。我做了早饭，小米粥和煎鸡蛋。他吃了两碗粥，两个鸡蛋，吃完把碗洗了。

“方姨，我走了。”他背着那个双肩包站在门口，和来的时候一样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好。”

他走出门槛，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容和平时一样，嘴角往上弯，露出一排牙。然后他转身走了，脚步声在巷子里响了一会儿，越来越远，最后听不见了。

我站在铺子门口，看着巷子那头。四月的风把槐树叶子吹得哗哗响，阳光落在石板路上，一块明一块暗。巷子里有人走过，卖菜的老刘推着三轮车，车上堆满了青菜。他冲我喊，方婶今天豆腐特价。我摇了摇头，没说话。他走了。

我回到铺子里，坐在裁衣板前面。布架子上有一卷蓝白格子的棉布，是给王婶的孙子做衬衫剩下的。我把那卷布拿下来，摸了摸，棉的，软和。然后我把它放回去，拿起另一件活——一条要换拉链的牛仔裤。我把拉链拆下来，比了比新拉链的长度，剪短，缝上。针脚走得匀，和平时一样。

中午我给自己下了碗面，卧了个鸡蛋。吃完了洗碗，擦桌子，把厨房收拾干净。然后坐在客厅里，看着陆晨住过的那间屋子的门。门关着。我站起来走过去，推开门看了看。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床单叠得方方正正，书桌上什么都没有。窗户开着，风吹进来，带着楼下槐花的味道。

我站在门口，看了一会儿。然后把门关上。

那天下午我照常开铺子。王婶来拿衬衫，试了试，说合身。她问我小军最近回不回来。我说不回来，忙。她说你一个人在家闷不闷。我说不闷，习惯了。她说你那个房客走了？我说走了。她说走了好，年轻小伙子住在家里，总归不方便。

我没说话，把王婶的衬衫叠好装进袋子里递给她。

那天晚上关了铺子，我回到家。天还没黑透，西边的天烧着一片晚霞，红彤彤的。我站在阳台上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去厨房做饭。淘米的时候手放在水里，凉凉的，米粒一颗一颗从指缝漏下去。我忽然想起来，两个月了，每天做饭都是两个人的米，今天开始又是一个人的了。我把手从水里抽出来，甩了甩，把米倒进锅里，多加了一碗水。

饭做多了，剩了半锅。我盛了一碗，剩下的放在那里。吃完了饭，洗碗，擦桌子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电视里在放新闻，说今年夏天比往年热。我拿着遥控器换台，换到一个放电视剧的，看了一会儿，不知道在演什么。又换回来，还是新闻。

我把电视关了。

屋子里很静。外面巷子里有人在说话，声音传进来，模模糊糊的。楼上有人在走路，拖鞋踩在地板上，啪嗒啪嗒。水龙头没拧紧，滴了一滴水，叮的一声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听着这些声音。以前这些声音也有，我从来没在意过。但那天晚上，每一声都特别清楚。

我站起来，走到陆晨住过的那间屋子门口，推开门，打开灯。屋子里空荡荡的，床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，书桌上干干净净。我走到窗前，把窗户关上，又打开。风灌进来，把窗帘吹得鼓起来，又落下去。

我站在窗前，手扶着窗台。窗台上有一样东西，小小的一片，夹在窗框的缝隙里。我拿起来看，是一片树叶，干了的，深绿色，叶脉清清楚楚。是四月的时候他从合作社那边带回来的，说是那边的老槐树刚发的叶子，他夹在书里，后来忘了。我把那片叶子放在手心里，干干的，脆脆的，轻轻一碰就碎了一角。

我攥了攥手心，又松开。叶子碎了，碎成几片，落在窗台上。我用手把它们拢起来，放在书桌上，用一本书压住。然后关了灯，关上门，回到自己屋里。

躺在床上，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在天花板上画了一条白线。我想起陆晨来的第一天晚上，也是这样的月光。他住在隔壁，我在自己屋里，两个人隔着一堵墙。后来他走了，墙还在，人没了。

我翻了个身，闭上眼睛。

那一夜我睡得不好。梦里有人喊我，声音像是大柱的，又像是小军的，又像是陆晨的。我分不清。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，枕头上湿了一块。我坐起来，擦了擦脸，下床去厨房烧水。水开了，我泡了杯茶，端着杯子站在阳台上。天边的云被初升的太阳染成金红色，像是有人在灰白的画布上抹了一笔。

我喝了一口茶，烫的。

然后我回屋换了衣服，下楼开铺子。缝纫机踩起来，针脚走得匀，和平时一样。

六

陆晨走了以后，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。早上七点起床，做饭，开铺子，踩缝纫机，晚上六点关门，做饭，吃饭，看电视，睡觉。一天一天，和过去二十年一样。

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

我开始每天早上多烧一壶水。以前只烧自己喝的，现在烧一壶，放在那里。有时候喝不完，晚上倒了。第二天再烧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多烧一壶，就是习惯了，改不过来。

铺子里，我把陆晨修过的那台缝纫机又擦了一遍。他上过油以后，机器一直好用，声音顺滑。我踩着它干活的时候，偶尔会想起来他蹲在地上给机头上油的样子，手指细长，动作利索。想完了，继续踩，针脚走得匀。

五月底的时候，小军打电话来，问我陆晨走了没有。我说走了。他说他给你打电话了吗。我说没有。小军沉默了一会儿，说妈，陆晨这人挺好的，就是不太会表达。我说嗯。他说妈你最近怎么样。我说挺好的。他说那就好。挂了电话，我坐在铺子里，看着门口那棵槐树。槐花开了，一串一串的白花挂在枝头，香气从外面飘进来。

六月初的一天，我在铺子里收拾布架子，翻出一卷蓝白格子的棉布。是给王婶的孙子做衬衫剩下的，当时裁完了还剩几尺。我把那卷布拿在手里看了看，又放回去。放回去以后，又拿出来。这样来回了两次。第三次的时候，我把那卷布放在裁衣板上，拿尺子量了量，够做一件衬衫。

我坐下来，开始裁。剪刀在布上走，咔嚓咔嚓的，布片一片一片落下来。我裁得很慢，比平时慢，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裁完了，我踩缝纫机，把前后片接起来，上袖子，上领子，锁扣眼，钉扣子。做了一天半，做成了一件衬衫。蓝白格子的，和给王婶孙子做的那件一样，但尺寸大一些，是成人的。

我把衬衫叠好，装在袋子里，放在布架子的最上面那层。王婶来改裤脚的时候看见了，问我给谁做的。我说没给谁，做了放着。她说做得好，料子也好。我说嗯。她走了以后，我把那件衬衫又拿下来看了看。领子做得周正，扣眼锁得齐整，和当年给大柱做的一样。

那天晚上我回到家，小军给我发了条微信。是一张照片，他和陆晨在公司楼下的合影。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块，笑得露出一排牙。小军发了一行字：妈，陆晨调到新项目了，下个月去成都。我说知道了，让他注意身体。小军说你自己也注意身体。

我把手机放下，走到阳台上。天快黑了，西边的云烧成红色，又慢慢暗下去。楼下的槐树在风里晃，叶子沙沙响。我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回屋做饭。

饭做多了，又剩了半锅。我把剩饭盛出来放在碗里，用保鲜膜盖好放进冰箱。然后洗碗，擦桌子，关灯，躺在床上。

月光还是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在天花板上画一条白线。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左手腕，那里有一道浅浅的疤，是年轻时踩缝纫机不小心扎的。疤痕摸上去光光的，二十多年了，早不疼了。

我把手放下来，闭上眼睛。

七

日子继续往前走着。

七月初的时候，王婶来铺子里坐，说要给我介绍个人。我问谁。她说她娘家那边有个表哥，五十三了，死了老婆，在镇上开了个五金店，人老实，有房有车。我说不见。她说你见见嘛，又不吃亏。我说不见。她说不比你小几岁，正合适。我说不见。

王婶走了以后，我坐在裁衣板前面，拿着针线，缝一条裤子的边。针扎进布，从下面穿出来，再扎进去，再穿出来。一针一针地走。走了几行，我停下手，看着手里的裤子。深灰色的料子，厚实，耐磨，是给菜市场修鞋的老张做的。他一年做一条裤子，做了十几年了，从四十多做到六十多，头发从黑做到白。

我把裤子缝完，叠好，放在一边。然后站起来走到铺子门口，看着街上。太阳很大，照得水泥路面发白。菜市场那边人不多，卖菜的都躲在阴凉处打瞌睡。远处有辆公交车开过去，扬起一阵灰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转身回去，把布架子上的那件蓝白格子衬衫拿下来。衬衫叠得整整齐齐，扣子扣好，领子摊平。我把它装进一个干净的纸袋里，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空白卡片，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字：衬衫做好了一件，你下次来出差穿。

写完我把卡片塞进袋子里，把袋子放在裁衣板旁边。然后坐在那里，看着那个袋子。

那天下午我提前关了铺子。回家把屋子收拾了一遍，陆晨住过的那间也收拾了。床单换了新的，书桌擦了，窗户开着透气。然后我坐在客厅里，等天黑。

天黑了以后，小军打电话来。他说妈，我下个月回来一趟。我说好。他说小雅也来，她想吃你做的红烧肉。我说好，我提前炖上。他说妈，陆晨让我带句话，说他出差的时候还想去你那儿住。我停了一下，说住就住，屋子空着也是空着。小军说那我就跟他说了。我说嗯。

挂了电话，我走到阳台上。月亮升起来了，圆圆的，挂在槐树顶上。槐花已经谢了，叶子密密的，在月光下面黑黢黢的。楼下有人在乘凉，说话声断断续续传上来。远处有蝉在叫，一声长一声短。

我伸手摸了摸阳台的栏杆，凉凉的，带着夜风的温度。然后我回屋，关了阳台的门，去厨房泡了杯茶。茶叶是陆晨走之前买的，说是合作社那边的特产，喝完了可以再带。我还没喝完，罐子里还剩小半罐。

水开了，我泡了一杯茶，端到客厅里。坐下来，打开电视。电视里在放一部老电影，黑白的，配音很老气。我端着茶杯看了一会儿，没看进去。然后我把电视关了，坐在沙发上，听着外面的蝉鸣和楼下的人声。

茶杯里的热气飘上来，在灯下打着旋。我喝了一口，烫的。

日子还长。铺子还要开，衣服还要做，饭还要吃。夏天的槐花开过了，秋天的桂花会开。冬天会冷，春天会暖。一年一年地过，一天一天地走。

我把茶杯放下，站起来，关了灯。月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白白的。我走进自己屋里，躺下来。枕头是凉的，被子是薄的，夏天的夜里，盖一层薄被正好。

我闭上眼睛。

隔壁屋子空着，但门开着一条缝。我没有去关。

明天早上还要早起，开铺子，踩缝纫机。王婶的衬衫做完了，还有老张的裤子要熨。陆晨的衬衫放在裁衣板旁边，什么时候来拿，我不知道。但放在那里，他来了就能看见。

我把手放在胸口，左手腕上的疤痕贴着皮肤，光光的，不疼了。

八

小军和小雅是七月中旬回来的。

那天我起了个大早，去菜市场买了五花肉、排骨、一条鲈鱼，还有小雅爱吃的基围虾。回来把肉炖上，排骨焯了水，鲈鱼养在水池里，虾放在冰箱里冻着。然后去铺子开了门，做了半天的活，中午就关了门回家收拾。

小军他们下午三点多到的，小军开车，后备箱里塞满了东西，一箱牛奶，一箱水果，还有给邻居王婶和张嫂带的省城点心。小雅进门就喊妈，声音脆生生的，手里提着一个纸袋子，说给妈买了件夏天的裙子。我接过来看了看，浅绿色的，料子滑滑的，凉快。我说我一个老太婆穿这么鲜亮干什么。小雅说你才不是老太婆，你穿这个好看。

小军把东西搬进屋，在客厅里站了站，看了看四周。他的目光在陆晨住过的那间屋子门上停了一下，门关着，但没关严，留着一道缝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说什么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小军喝了点酒，脸红红的。小雅帮我洗碗，厨房里水声哗哗响。小军坐在客厅里，忽然喊了声妈。我走过去，他拍了拍身边的沙发让我坐。

“妈，陆晨跟我说了。”

“说什么了？”

“他说你这几个月对他特别照顾。他生病的时候你守了一夜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他说他走的时候你什么也没说，就站在门口看着他走。”

我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，翻了翻，又放下。

“妈，”小军看着我，“你要是觉得一个人过不下去，你就说。我不反对。”

我看着他的脸。他喝了酒，眼睛有点红，但目光是清醒的。我伸手拍了拍他的手背。“你妈什么年纪了，还胡思乱想那些。”

“年纪怎么了，”小军说，“年纪大了就不配有伴了？”

我笑了一下，站起来去厨房倒水。小雅正在擦灶台，看见我进来，冲我笑了一下。我倒了杯温水，端着回到客厅。

“小军，妈知道你在想什么。陆晨是个好孩子，但他才二十六，你妈四十九了。差着辈呢。”

“辈不辈的，你自己心里怎么想才重要。”

我没再说话。那天晚上他们住下来，小军睡他自己以前的屋子，小雅睡沙发。第二天一早他们就走了，说公司有事，得赶回去。我送他们到楼下，小军上车前抱了我一下，说妈你保重。我说知道了，你们路上慢点。

车开走了，尾灯在巷口拐了个弯，不见了。我转身上楼，回到家里，把客厅收拾了，碗洗了，垃圾倒了。然后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陆晨那间屋子。门还是虚掩着，留着一道缝。

我站起来走过去，推开门。里面一切照旧，床单被套是我新换的，蓝白格子的，洗过两水，软和了。书桌上放着那片压干了的槐树叶，夹在一本旧书里。我把书翻开，叶子还在，碎了一个角，但颜色还绿着。

我把书合上，放在原处。然后退出屋子，把门轻轻带上。这一次，我把门关严了。

九

八月初，陆晨来了电话。

那天我正在铺子里给老张熨裤子，手机响了，一个陌生号码。我接起来，那头喂了一声，声音有点哑。我一下就听出来了。

“方姨，是我，陆晨。”

我把熨斗放下。“你怎么换号了？”

“项目上发的本地号。方姨，我下周又要去县里出差，上次那个项目要收尾验收，大概待一个星期。小军说你那边方便……”

“方便。”我说，“你什么时候到？”

“下周二。”

“行，我给你留着屋子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裁衣板前面。熨斗还热着，搁在架子上冒着白汽。老张的裤子熨了一半，裤线笔直。我看着那条裤线，看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把熨斗关了，把裤子叠好放在一边。

那天下午我提前关了铺子。回到家把陆晨的屋子又收拾了一遍，换了新床单，书桌擦了，窗台抹了。然后去菜市场买了点菜，排骨、西红柿、鸡蛋，还有一把青菜。路过王婶的豆腐摊，她问我买这么多菜干什么。我说小军的一个同事要来出差，借住几天。王婶哦了一声，眼神又在我脸上扫了一遍。

我提着菜回家，把排骨剁了，焯了水，放在锅里炖上。然后坐在客厅里，等天黑。

周二那天下午，陆晨到了。

还是那个双肩包，还是那件深蓝色的薄羽绒服，不过这次没下雨。他站在门口，头发剪短了些，脸晒黑了一点，但笑起来还是那个样子，嘴角往上弯，露出一排牙。

“方姨。”

“进来吧。”

他换了鞋，把包放在地上，在客厅里站了站。看了看，像是确认什么东西还在原来的位置。然后他走进自己那间屋子，把包放下，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纸袋子。

“给你带的。成都的灯影牛肉，还有一盒桂花糕。”

我接过来，说花钱干什么。他说没花多少。然后他吸了吸鼻子，说方姨你炖排骨了？我说嗯，炖了一下午了。他说我在路上就闻到了。

那天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吃饭，和两个月前一样。他吃了三碗饭，把排骨汤喝得见了底。吃完了抢着洗碗，我没拦他。他洗碗的时候我坐在客厅里，听着厨房里的水声和碗碟碰撞声。和上次一样的声音，但我坐在那里的感觉不一样了。上次是慌的，乱糟糟的，按下去又翻上来。这次是稳的，实的，像是踩在一块不会晃的地面上。

他洗完碗出来，在我对面坐下。电视开着，放着一档综艺节目，主持人在哈哈大笑。我们两个人都没看。

“方姨，”他开口，“上次走得急，有些话没跟你说。”

我看着他。

“我回去以后想了很多。想这两个月的事，想你做的饭，想你给我上的缝纫机油，想你在我发烧那天晚上坐在我床边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我知道我比你小很多。我知道你是小军的妈，我是小军的哥们。我知道这些事说出来不合适。”

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手指细长，指甲剪得短，干干净净的。

“但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。我喜欢你。不是那种对长辈的尊敬，是那种喜欢。”

客厅里很静。电视里主持人还在笑，笑声很大，但像是隔了一层东西，远远的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手放在膝盖上，看着对面的陆晨。他低着头，没看我，耳朵尖红红的，和发烧那天一样。

“陆晨，”我开口，“你二十六，我四十九。你以后还要结婚，生孩子。你跟我在一起，这些都没有了。”

“我想过了。”

“你爸妈呢？你爸走了，你妈还在。你带个四十九的女人回去，她怎么想？”

“我妈那边我自己说。”

“小军呢？你跟他怎么处？”

“小军知道。”

我愣了一下。“他知道什么？”

“来之前我跟他说了。他说他不管，让我自己跟你说。”

我坐在那里，心里有什么东西翻了一下。小军那个孩子，昨天打电话还跟我说妈你保重，原来他早就知道了。我忽然想起那天晚上他喝了酒拍着沙发让我坐，说妈你要是觉得一个人过不下去你就说。那时候他就知道了。

“方姨，”陆晨抬起头看着我，“你不用现在回答我。我就是想让你知道。你知道了就行。”

他站起来，回了自己屋，门轻轻关上。

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。电视还开着，综艺节目放完了，在放广告。我拿起遥控器关了电视，站起来，走到阳台上。八月的夜风吹过来，带着楼下花坛里栀子花的味道。天上有星星，一颗一颗的，亮得很。远处的路灯连成一片，像是地上的星星。

我摸了摸兜里的那枚铜扣，铜扣是我妈留给我的，我在部队修了十五年飞机，转业后一直揣着。铜扣凉凉的，被我的手捂了一会儿，慢慢暖了。

我站在阳台上，想了很久。想大柱，想小军，想这二十年一个人走过的日子。想陆晨坐在我对面低头说喜欢我的样子，耳朵尖红红的。想小军在电话那头说妈你保重的声音。

然后我转身回屋，走到陆晨的门口。门关着，里面没声音。我抬手想敲门，手抬到一半又放下了。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回了自己屋。

躺下来的时候，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在天花板上画了一条白线。我睁着眼看着那条线，看了一会儿，闭上眼。

隔壁屋子里，陆晨也没睡。我听见他翻身的动静，床板吱呀一声。然后安静了。

十

陆晨在县里待了一个星期。

那一个星期和上次不一样。白天他去合作社收尾，我去铺子干活。晚上回来一起吃饭，吃完饭坐在客厅里，看电视，或者不说话，就那么坐着。有时候他帮我整理布架子，把料子一卷一卷码整齐。有时候我踩缝纫机，他就坐在旁边看，和以前一样。

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他看我的时候眼睛里的东西不一样了，我看他的时候心跳的快慢也不一样了。两个人中间隔着的那层纸，已经捅破了。捅破了以后，反而不慌了。就是搁在那里，亮堂堂的，你看见它，它也看见你。

第五天晚上，他忽然说：“方姨，我明天想去铺子里看看。”

“铺子有什么好看的。”

“上次天天路过，没进去过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他跟我去了铺子。我开锁推门进去，他跟进来，站在裁衣板前面，看了一圈。布架子，样衣，缝纫机，墙上挂的尺子和剪子。他走到缝纫机前面，蹲下来，用手指转了转飞轮，又看了看皮带。

“这机器保养得不错。”

“你上过油以后就好用了。”

他站起来，走到布架子前面。目光扫过那些料子，忽然停住了。最上面那层，那件蓝白格子的衬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那里，旁边压着一张卡片。

他伸手拿下来，展开衬衫看了看。领子周正，扣眼锁得齐整，和给他自己做的一样。他看了看卡片上的字：衬衫做好了一件，你下次来出差穿。

他拿着那件衬衫，站在那里，站了很久。

“方姨，”他的声音有点哑，“你什么时候做的？”

“你走了以后。”

他转过身看着我。手里攥着那件衬衫，指节发白。他的眼睛里有东西在动，像是四月里阳台上那棵樱桃树刚发芽时候的样子，嫩嫩的，带着一股不管不顾的劲。

“方姨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下周走的时候，能不能把这件衬衫带走。”

“本来就是给你做的。”

他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容和平时不一样，更大一些，更用力一些，像是把心里憋了很久的东西一下子都放出来了。他把衬衫重新叠好，放回原来的位置，卡片也放回去，压在衬衫上面。

“那我走的时候再拿。”

那天晚上回到家，我做饭的时候他在旁边打下手。切菜的时候我手一滑，刀锋偏了一下，切到了左手食指。口子不深，但血珠子立刻冒出来了。他看见了一把抓住我的手，说别动，我去拿创可贴。

他跑出去翻抽屉，翻到了创可贴，跑回来。我的手还在流血，他拿着创可贴，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捏住我的手指，先用纸巾擦了擦血，再拿创可贴裹上。他的手指捏着我的手指，紧紧的，温温的。裹完了，他也没松手。

“方姨，”他捏着我的手指，“我走了以后，你怎么办。”

“该怎么过怎么过。”

“我会常来的。”

“你工作忙。”

“再忙也能抽时间。”

我看着他捏着我的手指。他的手大，我的手小，被他整个攥着。我的手指上裹着创可贴，白白的一圈，像一枚素戒。

“陆晨，”我说，“你先回去。回去把该想的都想清楚。你年轻，以后的路长。我不催你。”

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看了一会儿，松开了手。点点头。

“好。我想清楚了再来。”

十一

陆晨走的那天早上，和上次一样，起得很早，收拾干净屋子，把床单拆了叠好放在床上。我做了早饭，小米粥和煎鸡蛋。他吃了两碗粥，两个鸡蛋。然后背着包站在门口。

“方姨，我走了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衬衫我带走了。”

“本来给你的。”

他从包里把那件蓝白格子的衬衫拿出来，在我面前抖开，直接套在了身上。大小正好，肩宽正好，袖长正好。他穿着衬衫站在门口，阳光从外面照进来，落在蓝白格子上，干干净净的。

“走了。”他说。

“路上慢点。”

他转身走了。脚步声在巷子里响了一会儿，越来越远。我站在铺子门口，看着巷子那头。八月的太阳很大，照得石板路发白。槐树的叶子密密的，把巷子遮了一半阴。

他走到巷口拐弯的地方，停下来，回头看了我一眼。然后拐过去，不见了。

我回到铺子里，坐在裁衣板前面。缝纫机安静地待在那里，飞轮上还留着他手指的温度。我伸手摸了摸飞轮，凉的。然后拿起老张那条没熨完的裤子，插上熨斗，继续熨。蒸汽冒出来，扑在脸上，热热的。

日子又过起来了。早上开铺子，晚上关铺子。王婶来改裤脚，张嫂来串门，老张来拿裤子。我给他们拿货收钱，说几句话，然后继续踩缝纫机。针脚走得匀，和以前一样。

但有些东西不一样了。我不再多烧一壶水了。因为我知道他会回来，水烧多了也是浪费，等他来了现烧就行。那间屋子我隔几天就擦一擦，窗台抹一抹，床单换一换。屋里摆着他留下的那本旧书，书里夹着那片碎了一个角的槐树叶。

八月末的时候，小军打电话来。他说妈，陆晨回省城了。我说知道。他说他穿了件新衬衫，蓝白格子的，天天穿，脏了晚上洗，第二天早上接着穿。我说他那个人就这样。小军在那头笑了一声，说妈你做的吧。我说嗯。他说好看。

挂了电话，我坐在客厅里。电视开着，放的什么不知道。我拿起手机，翻到陆晨的号码。他换了本地号以后一直用着，没换回去。我盯着那个号码看了一会儿，然后锁了屏，把手机放在茶几上。

站起来去厨房泡了杯茶。茶叶是陆晨上次带回来的，还剩小半罐。水开了，我泡了一杯，端到阳台上。阳台上的樱桃树结了第二茬果，小小的，青的，还没熟。我伸手摸了摸，硬邦邦的。

天边的云被晚霞烧红了，一大片一大片的，像是谁在天上铺了一块红绸子。远处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连成一条灯河。楼下有人在散步，说话声隐隐约约传上来。

我喝了口茶，烫的。

然后我转身回屋，打开灯，坐在沙发上。电视里在放天气预报，说明天晴。我拿起手机，给陆晨发了一条短信：到了吗。

过了几分钟，手机亮了。回了两个字：到了。

我把手机放下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茶凉了些，正好入口。阳台上的樱桃树在晚风里轻轻晃，叶子沙沙响。

日子还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