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2年盛夏，广州供电局局长办公室的门被一脚踹开 进来的男人穿着磨毛了的白衬衫

1992年盛夏，广州供电局局长办公室的门被一脚踹开。进来的男人穿着磨毛了的白衬衫，开口第一句不是打招呼，而是：“一年内还拉闸限电，我自己滚回顺德。”满屋子的人愣住了——说这话的，是新上任的市长。

1992年的广州，夏天热得让人心烦。

那时候的广州，还没有后来那么密集的高楼，也没有如今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空调。可到了盛夏，天气一闷起来，街坊邻居最盼的就是晚上能吹上一阵风。

偏偏那一年，广州用电紧张。

晚上七点左右，家里的电灯突然“啪”地一声灭了，风扇也跟着停下来。

正在吃饭的人只能端着饭碗走到门口，借着天还没完全黑下来的余光继续吃。屋里热得像蒸笼，孩子哭，大人烦，老人不停拿蒲扇扇风。

街边更热闹。

不少居民索性搬着小板凳坐到马路边、骑楼下，手里一把蒲扇，“呼哒、呼哒”地扇着。有人一边擦汗一边嘟囔：“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”

在当时的人看来，停电不只是“家里没风扇”这么简单。

工厂停机，商店无法正常营业，医院、交通以及城市生产生活都受到影响。尤其是广州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，城市里的企业越来越多，电力需求一天比一天大。

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黎子流来到广州，担任广州市市长。

他不是那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、看材料的人。

黎子流出生于广东顺德，长期在基层工作，对广东人的生活习惯、脾气性格都很熟悉。他很清楚，老百姓嘴上骂的可能只是一场停电，背后骂的却是“日子怎么过”。

上任以后，他很快把目光盯到了城市供电问题上。

有一次，他听完有关部门的汇报，得知广州当时电力缺口比较大，只能通过拉闸限电来缓解压力。

汇报的人说得很谨慎，大概意思是：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，目前只能想办法错峰用电，尽量保障重点单位。

黎子流听完，没有马上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那普通老百姓呢？”

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下。

对方回答：“群众生活用电也会尽量保障。”

黎子流又问：“什么叫尽量？”

没人接话。

在黎子流看来，城市管理不能只算账面上的数字。

你说电力缺口是多少、负荷是多少、发电能力是多少，这些都重要。

但老百姓不会天天盯着报表，他们最直接的感受就是：晚上回家有没有电，孩子能不能写作业，老人能不能睡个好觉，工厂能不能开工。

于是，他开始频繁往供电、工业等部门跑。

坊间流传最广的一段故事，就发生在1992年的夏天。

一天晚上，广州再次出现大范围限电。

街头灯光一盏盏熄灭，居民搬着凳子坐到外面乘凉。有人拿着蒲扇扇个不停，嘴里念叨：“这么热的天，连风扇都不让开。”

第二天，黎子流到供电部门了解情况。

办公室里，一群工作人员正在研究当天的供电安排。

黎子流走进去，听了几分钟，脸色越来越沉。

他问：“还要拉多久？”

工作人员解释，电力缺口客观存在，短时间内很难彻底解决。

黎子流没有跟他们争论技术问题，而是直接追问：“如果一直这么拉闸，广州的企业怎么办？老百姓怎么办？”

现场没人敢轻易回答。

随后，一句后来被很多人提起的话传了出来：“如果一年以后广州还在这样拉闸限电，我自己滚回顺德。”

这句话为什么让人印象深？

因为说这话的人不是普通干部，而是刚刚走马上任的广州市市长。

他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政治责任和城市供电问题绑在了一起。

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气话。

黎子流很快开始推动解决电力瓶颈。

他的思路很直接：既然城市发展需要电，那就不能一边喊着发展，一边让企业天天等电。广州必须扩大电力供应能力，同时改善电网建设和调度能力。

此后的工作中，电力建设成为广州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任务之一。

当时的广州正在经历一轮快速变化。

珠江两岸越来越繁忙，工厂、商场、写字楼不断增加，城市人口持续增长。城市就像一台突然加速运转的机器，而电力就是这台机器背后的“血液”。

如果电力跟不上，其他事情再漂亮，也很难真正落地。

黎子流抓住的正是这个最现实的问题。

他在工作中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不太喜欢把话说得特别漂亮。

面对问题，他往往更关心“最后到底能不能办成”。

这也让他在广州留下了比较鲜明的工作风格。